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送别工程教育认证工作的重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余寿文教授。

　　余寿文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工程教育家，是我国工程教育认证工作的重要开拓者与前期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2004年起，余寿文教授作为主要专家之一，参加了由教育部、中国工程院、人社部、中国科协等组织的多次重要研讨活动，参与起草了关于大力推进我国注册工程师制度与国际接轨的研究报告，形成了我国工程师制度改革的基本框架，并推动有关部门启动了我国工程教育认证与国际互认工作。

　　2006-2015年，余寿文教授先后担任了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具体领导全国工程教育认证的制度设计、标准研制、组织构建、认证实施与国际交流等各项工作。在余寿文教授的积极推动与直接领导下，我国建立了以产出导向为主要特征的认证标准体系，形成了“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认证与工程教育改革理念，在机械、化工、计算机、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等13个专业领域启动了工程教育认证试点工作，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实质等效的工程教育认证体系，并在2013年加入《华盛顿协议》成为预备成员。

　　2015-2020年，因年龄原因，余寿文教授担任首届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常务理事，作为核心专家，继续参与领导我国工程教育认证与国际互认工作。在此期间，余寿文教授亲自参与认证标准与理念的宣传推广工作，发表《工程教育评估与认证及其思考》等认证相关文章多篇，参与宣讲授课十数期，数百所高校的数万名教师受益；余寿文教授作为主要专家之一，先后参团出访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日本、俄罗斯等大部分《华盛顿协议》成员组织，推动我国于2016年成功加入《华盛顿协议》成为正式成员。

　　2020年，认证协会换届，余寿文教授受邀担任认证协会荣誉会员。尽管不再参与认证协会的领导层与决策工作，余寿文教授仍然以其远见卓识，关心、指导认证协会与认证工作。在《华盛顿协议》周期性检查、2024版标准修订、认证协会与认证工作改革等重要工作中，给予了宝贵指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天，我们将送别余寿文教授。让我们通过部分专家追忆的点滴往事，共同深切缅怀这位工程教育的前辈、我国专业认证事业的重要开拓者与奠基人。

深切缅怀余寿文教授

王孙禺（清华大学教授）

　　余寿文校长去世了，但音容笑貌依旧历历在目。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余校长的领导下开展工程教育研究。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除了知识渊博、待人谦和之外，是他常常提醒我们的两个要点，一是工程教育研究必须扎根中国，要研究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二是大学必须与企业合作，培养有真才实学的毕业生。

　　记得2005年3月，我随团参加了以余校长为团长的考察团，一行6人对德国工程教育认证及工程教育发展情况进行了考察。我们先后访问了德国工程师协会和德国工程教育认证协会，以及德国达姆施达特技术大学和达姆施达特应用科学大学。那是余校长1985年获联邦德国洪堡奖学金并在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任客籍研究员的地方。

　　余校长之所以带大家去那里，是因为他认为德国和美国的教育体系和认证体系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这对中国工程教育改革有实践意义。中国的工程教育虽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相对美国的工程教育模式和德国的工程教育模式，中国的工程教育对“Science”的关注比较多，对“Engineering”关注不够。余校长希望从考察中了解德国的ASIIN和美国的ABET这两种认证体系各自的优势和不足，进一步深入分析中国的国情和需求，开展后续的研究。

　　余校长有许多当地的好朋友，他们安排我们参观大学实验室。考察中大家发现，德国高等工程教育一贯重视学生的宽厚基础和工程素养，重视学生的实践学习等。他们还带我们去了德国默克制药公司，这是一家大型制药企业，在世界医药、化工行业享有盛誉，在治疗癌症的新产品开发上处在世界前列。默克制药公司拥有自己的企业大学，定期接受前来实习的大学生完成实践学习。这表明德国企业不仅在学生实践学习方面与大学进行了较好的合作，而且非常重视大学生进入工作岗位以后的专业知识更新和职业发展。

　　这是第一次随余校长出访，体会到余校长为此做了精心安排。这次出访对我的影响很大，在日后的研究中，始终注意余校长强调的这两条原则，要脚踏中国实地，要解决知行问题。

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余寿文同志

李茂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我离开工程教育领域已经多年，惊闻余寿文校长因病在北京逝世，在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之时，不禁回忆起跟余校长共同工作时的一些往事。那是2006年到2011年之间，我们共同经历的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创立和发展的阶段。当时，教育部成立了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承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具体工作。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同志任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余校长任常务副主任委员，我当时任专家委员会秘书处的秘书长，余校长对秘书处的工作精心指导。《华盛顿协议》对当时的中国工程教育理念和评价制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甚至有明显的冲突，余校长带领秘书处深入研究美国的工程教育与专业认证、欧洲的工程教育与专业认证，在专家培训会上亲自讲课，亲自审定认证文件体系，使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办法、标准、管理体系和实施过程都很全面和严谨，建立了符合我国国情并与华盛顿协议实质等效的认证体系，认证工作得到了高校、工业界和《华盛顿协议》组织的认可。余校长对秘书处的工作要求很严格，我记得2011年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全体会议，秘书处起草了工作报告，余校长亲自手写了一份800多字的修改意见，提出了重要的思想，对今天的认证工作仍有裨益。

悼念余寿文先生：引领我们开拓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国际互认之路

顾佩华（天津大学教授）

　　得知余先生辞世消息后，不禁回忆起在余校长领导下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的点滴往事。我自2006年起开始接触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工作，与余先生接触过程中，体会到他既是卓越的工程教育家，也是少有的通晓国内外工程教育认证体系的专家学者，对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从筹备、试点到最终加入《华盛顿协议》，作出了卓越贡献。

　　记得有一次在清华大学餐厅与余先生共进午餐，我们讨论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相关工作。谈话间，余先生对国内外工程教育的发展现状，以及中国加入《华盛顿协议》需要注意的关键事项，均作出了精辟分析，令我受益匪浅，至今难忘。余先生以学者的严谨态度、学术领导的视野与能力、教育家的使命情怀，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楷模。余先生的讲话总是思路清晰、语言简练、逻辑严密，堪称思维能力的典范，听他发言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如今在我为学生讲授《思维与创新》课程或做相关报告时，仍常常想起余先生展现的思维能力和水平。

　　通过参与专业认证工作，我有幸学习到余先生融合教育家、学术领导与专业认证专家的多维视角，为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余先生曾经领导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历经二十余年的发展，取得了许多国家需数十年才能达成的成就，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快速跨越。这一过程中，余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

　　今日我们缅怀先生，回顾他为中国工程教育及专业认证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必将激励广大工程教育及认证工作者继续前行，共同服务于建设教育强国的伟大事业。

　　谨以此文，寄托对余寿文先生的深切追思与崇高敬意。

回忆在余校长领导下参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往事

陈道蓄（南京大学教授）

　　12月6日晚上10点半我收到清华大学原副校长余寿文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和余校长交往是由于参加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机缘。一时脑海中浮现出许多当年的往事。

　　2005年教育部开始推动工程专业认证工作，余校长担任代行认证领导机构的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是认证工作的实际指挥者。

　　计算机作为最早的四个试点专业类之一，2006年春季学期开始对试点专业进行认证。从那时起，我就在余校长的直接领导下参与这项工作。最初的试点专业数很少，几乎都是国内很强的专业。这些专业再次认证时，遇到一个问题。由于认证专家认识和判断水平的提高，对专业提出的问题比初次试点时更加充分，更加符合标准要求。专家委员会审议时，部分委员质疑“专业经过认证几年后怎么问题更多了”。在余校长主持下，委员会坚持客观对待认证结论表面上的“矛盾”。这件事当时不太引人注意，但对于后来认证工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2年开始，中国加入国际学位互认组织《华盛顿协议》的过程正式启动。余校长不仅从方向上指导，而且多次亲自参加与具体事项相关的工作会议。我有幸参与了接受华协专家考查，也参加了决定中国华协成员资格的三次国际工程联盟大会。我一直努力践行余校长反复强调的三点：记住提高中国工程教育质量的初衷，注意遵循华协对国际学位互认的具体要求，用明确合理的表达方式让国际同行认可我们在工程教育方面的成效。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已经走过了20年，今天这项工作不管是在全国工科专业建设中的推动作用，还是在国际工程教育界的影响，都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余校长在最初的十年，也是奠基性的十年中做出的贡献始终留在大家的心中。

　　先生已去，精神犹存。仅以此短文表示对余校长的悼念与崇敬。

追忆余寿文先生关于高等工程教育的几个论述

陈以一（同济大学教授）

　　余寿文先生是同济大学1955级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的老学长、大前辈。我于1979年入学，虽与余先生修读的是同一个专业，但迟了24年，差了两轮。

　　初识余先生，是我陪同济大学原副校长沈祖炎院士参加中国工程院组织的一次工程教育研讨会时，经沈先生介绍的。此后，有多次机会聆听余先生关于工程教育的精辟见解。后来，我有幸参加教育部原副部长、同济大学原校长吴启迪教授主持的研究项目“国家高等工程教育政策的决策模式创新研究”，与余先生有了更多近距离接触。

　　项目开题前，吴校长安排我到北京听前轮项目的研究总结，其中就有余先生的报告。当时余先生讲的一段话，给我和同去的同事们留下很深印象。他说的大意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工程师有一个庞大的“谱系”，需要各种各样的工程人才，既有工程科学家、战略家，也有在各类工程岗位上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的工程师，因此工程教育也应适应这种需要，一定是多样化的，培养各类人才的。

　　后来，我们的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借同济大学105周年校庆（2012年），组织了一场以“中国工程教育的百年历史回顾与新百年展望”为主题的“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发展论坛”。论坛也邀请了老学长回母校，作为嘉宾做报告。余先生在报告中提出，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迅猛，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应该走“世界科技发展和本国产业发展双结合的两轮驱动”道路，专业结构、层次结构和布局结构要适应我国自主创新的需要、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国际格局变化的需要。今天看来，10多年前余先生对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服务四个“需要”进行结构优化的判断和期待，与之后的发展趋势有着极高的契合度，充分展示了他的真知灼见。

　　谨以此短文悼念尊敬的前辈学长余寿文先生！

回忆余寿文校长

何志方（住建部人事司原副司长）

　　听到余寿文校长逝世的消息感到很震惊。他老人家是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创建和实施的重要组织者，过去十多年，我多次参加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召开的有关会议，经常有幸聆听他的讲话，他的音容笑貌特别是他那极富有感染力和特点的声音又在耳畔回响。尽管现在已回忆不出他具体讲过些什么，但他的表情和声音却让人难以忘怀，这可能就是余校长人格魅力的结果吧。

　　我多次听余校长在相关会议上讲到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发展历程，每次他都充分肯定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的建设部组织实施的土木工程专业评估所发挥的先导性作用，认为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实际上起源于土木工程专业评估，这对我们从事土木工程专业认证的组织者来说，是极大的肯定和鞭策。在会下的交流时间中，他也时常向我及土木类专业认证分委会的负责人了解土木工程专业认证的情况，而且有些具体问题说得很专业。直到看了他的讣告，我才知道余校长1955年考入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也是位学土木工程的专家，这也体现出他对本专业的关心和热爱。同济大学是我国土木工程专业评估的创立者和领导者，上世纪80年代同济大学土木学院的老教授毕家驹最早把美国土木工程专业评估制度介绍到中国，建设部委托同济大学时任副校长沈组炎院士所率领的专家团队研究建立了中国土木工程专业评估制度体系，同济大学是历届土木工程评估委的主任委员单位。1995年在吴启迪校长任内，同济大学成为我国首批通过土木工程专业评估的学校之一。

　　记得十多年前余校长曾经对我说过希望总结土木工程专业评估的经验，也是受到他一席话的启发，2014年我所在的住建部人事司组织土木工程评估委、同济大学等专家学者系统总结了20年来土木工程专业评估的经验和所走过的历程，形成了《二十年磨一剑—与国际实质等效的中国土木工程评估制度的创立与实践》的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级教育成果一等奖，也算是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希望吧。

深切缅怀余寿文教授

王玲（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秘书长助理）

　　惊悉余寿文副校长离世，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思绪飘到二十年前，我刚从天津大学调到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专门从事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2007年的那个春天，我第一次以机械工程学会工作人员身份参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培训会，面对完全陌生的制度与流程，心里满是忐忑。那时，正是余校长伸出宽厚的手，把我领进了认证的大门。他时任全国工程教育认证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彼时认证工作刚刚起步，余校长作为我国专业认证工作的发起者、奠基人，亲自翻译和研究华盛顿协议文本，以及协议各正式成员的认证标准和工作文件，并亲自为我们讲解认证理念的内涵，他用“门槛”理念比作认证标准，用基于“门槛”不同的发展路径，诠释不同学校和专业在达到标准的基础上可以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方向。余校长的“门槛理论”深深的影响了我国认证理念和体系的构建，打破了人们担心标准导向会造成千校一面的顾虑。他的这一理念对于现在的认证工作尤其有借鉴意义和启发。他的这一理念让我至今铭记。

　　余先生千古！